80多畝土地挖了160多個坑，每個1.5平方米左右，深的六七米，淺的兩三米，幾個年輕人在坑里哼哧哼哧地挖土。挖出的土被分門別類打包編號，運回光復西路1347號的實驗室——這不是在考古，而是在做環境損害司法鑒定。
“除了挖垃圾，我們還要泡在泥漿里，上得了高原，下得去海，可以說是上天入地。”馬棟說著哈哈笑了起來。他是司法鑒定科學研究院環境損害司法鑒定研究室（簡稱“司鑒院環境室”）的負責人。一旁的司法鑒定人郭雪艷接話：“我們學環境的，早就做好挖垃圾的準備，但以前沒想過還要去破案，有時交流還得出庭。”
司鑒院有90多年歷史，傳統三大類鑒定——法醫類、物證類、聲像資料類，奠定了其國家隊地位。相比之下，2019年成立的環境損害司法鑒定科室很“年輕”。但五年來，他們做的鑒定已覆蓋全部七大類領域，遍布11個省份。目前團隊共有47人，博士以上學歷超過55%。承擔日常工作的主要是馬棟和5位年輕人。
他們追根溯源查明環境損害情況小樹屋，為定罪提供證據，并給出最合適的修復方案——非法填埋建筑垃圾，究竟造成多大危害？耗資數十億的非法采砂填島，對周圍水域環境造成怎樣的破壞？偷盜天山雪蓮、中華鱘甚至黑土地，給生態系統帶來哪些難以修復的損傷？
環境無法發聲，生物不能言語，他們要為它們“討公道”。
大地無聲
為它四處奔走
郭雪艷翻出手機視頻：一大片泥沼中央，她穿著橡膠雨褲，半個身子埋在里面，費力拔腿前行。鏡頭一轉，樹下一塊黑黢黢的泥塊在移動，這其實是一只身上裹滿水泥的小龍蝦。“它在費力爬，但就是爬不動。這塊林地被人偷排水泥，不僅植物的根系無法呼吸，其他生物也相當于被捂住口鼻，根本喘不上氣，最后都會窒息。”
渣土、沙子、垃圾這類固廢垃圾的填埋案例，環境室這些年沒少做，泥漿相對少見。郭雪艷說：“填埋固體垃圾后樹還能活，但泥漿就不一樣了。這種泥漿一般是修隧道打鉆時產生的，里面加了很多懸浮劑、表面活性劑，大多偏堿性，加上又是黏土，透水性差，被偷倒進林地后，會把土壤里的孔隙堵住，植物的根系被包裹起來，整片林地會逐漸失去生機。”
這就像恐怖的“水泥活埋案”，不過被“埋尸”的是30畝林地。
去年11月底，案發剛一周多，公安就偵查到了，急忙找到環境室，請他們幫忙鑒定損害情況，并給出修復方案。這原本是一片漂亮的林子，種滿香樟、水杉、欒樹。因為植被豐富，雷達和無人機探測用不上，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測量法。郭雪艷說：“那幾天寒潮，泥漿又冷又黏，總量巨大，深的地方一米多，淺的也有五六十厘米。”
根據測量的數據，他們制定了修復方案——挖出所有泥漿，重新覆土。郭雪艷說：“這種情況下，現場修復的可能性極低，不像渣土，只是營養成分不夠，可以加入一些有機質進行改良，這片地已無法改良，必須抽出來。”
渣土填埋案件即使是見得比較多，鑒定人還是經常會被損害的程度嚇到。馬棟說起之前做過的幾個非常隱蔽的案子：施工方和相關養護單位有“合作”，某地臺風季雨水多，在一些地勢低洼的林地中，他們故意不把水排干凈，讓樹木被淹死，再借著改造之名，申請引進綠化土壤，實則在背地里傾倒渣土，動輒就是幾十萬方。從肉眼來看，非法填埋的垃圾很明顯，渣土卻很難分辨。但專業人士一眼便知，這些渣土板結嚴重，與種植土壤差異很大。
馬棟解釋，渣土也叫基坑土、原土，是從幾十米的深基坑挖上來的，有機質含量低，不透氣，和水泥差不多，下雨后水就從表面流走，滲不下去，上面一層和糨糊一樣，動植物根本無法存活。“其實就是建筑垃圾，沒有任何利用價值。但拉去建筑垃小樹屋圾消納點，成本高，所以他們要鉆空子。”
“長在這種土上的小樹很可憐，病懨懨的。”郭雪艷補充說，往往是在看到植物生長不正常后，這些案情才被追究，但這時危害已經形成。開篇提及的80畝地，還是水源涵養林，也出現了這種情況。
他們曾在南方某市鑒定過一個上百畝的地塊，是個農業園區，當地鑒定出來沒有污染，當地政府請司鑒院重新鑒定。“剛開始，涉案人每天都來，拍著胸脯說自己的地沒問題，看到我們的坑越挖越多，他的話越來越少，后面就不來了。”郭雪艷說，當時已是11月，但南方還是很熱，天天在坑里忍受刺鼻的味道，“必須規規矩矩全挖開，給出的結論才能讓人心服口服”。
作為生態學博士，生態價值估算是郭雪艷的專長，她形容這與中醫類似。不過他們是在為環境把脈問診，給出藥方。在計算生態系統損失時，直接損害很直觀，最難的部分是對整個生態系統損失的估值，但這也是極其重要的部分，是法院量刑的參考。
波瀾不驚
傷害更應重視
在海洋污染中，非法開采海砂是較常見的一類，但如何科學評估該行為造成的損害，一直是私密空間相關案件辦理的難點。
“海砂是重要的礦產資源，在非法采砂案中，要調查清楚海砂的來源、數量，以及對占用海域和鄰近海域環境損害的影響范圍和對象等。”司法鑒定人程寬說，海砂的組成成分因其形成的地點、所在海域的地質環境、海砂搬運過程以及水生環境而有所不同，其中有巖石礦物碎屑，還有殼類、珊瑚、有孔蟲等生物和化石，以及鋯石、電氣石、磁鐵礦等重礦物。
這些組成物的成分，都是海砂溯源的重要依據。“比如有孔蟲，是種古生物，身上有很多孔，是海洋沉積物和海洋環境的特征指示生物之一，不同海砂中存在不同種類的有孔蟲。”程寬說，通過海砂礦物組成、粒徑分析，重礦物和元素分析，有孔蟲分析等手段，可以追溯海砂來源信息；用聲吶測繪，能詳細對比出海底地貌的改變情況；通過建模，可以評估非法采砂活動對海洋生態系統的整體影響等。
程寬加入司鑒院環境室三年來，和海砂打過很多交道，說起非法開采海砂造成的破壞，她可以一口氣列出很多——淘空底層砂后，淤泥層會因重力作用塌陷，導致采砂位置的底棲生物被掩埋；非法采砂往往是無序、隨機的，沙坑分布雜亂，在回淤的過程中，會侵蝕附近海床，影響相鄰岸線的穩定性；采砂行為改變了水生生物原有的棲息環境，會對水生動植物造成一定影響，也威脅到水生生態系統的安全。
雖然在生態保護者眼中，砂石是河床的“穩定器”、水生生物的家園。但是，在非法采砂九宮格者看來，每粒砂都是錢，他們采一晚上的砂石，有時就能賺好幾萬元。
2019年，上海首例非法采砂致生態環境損害案中，犯罪嫌疑人在長江大橋下游累計非法采砂1萬余立方米。在鑒定中，司鑒院團隊通過模型推算出受影響的環境范圍，發現除生態系統，該行為還影響了河勢穩定和通航安全，甚至還有可能影響到橋基，這些損失都會被量化，作為判罰依據。
破壞容易，但海洋生態恢復卻很復雜。在制定修復方案時，環境損害司法鑒定人需要根據地形地貌、生物群落受損程度、水質變化等具體情況，設定包括恢復特定生物群落、提高水質等具體恢復目標。
不止大海，身邊的水域也經常難得安寧。去年夏天，上海郊區的生態環境局接到報案，某農場河流有嚴重異味，周圍植被大量枯死，懷疑化工廠非法排污導致河道污染，希望司鑒院鑒定污染物和污染源。“我們到現場采樣時，打上來的水是白色的，味道非常刺鼻，肉眼可見污染非常嚴重。我們需要盡快鑒定污染物、污染范圍、污染源。”程寬說，這起案件的特別之處在于，這個污染物不是常規污染物，他們試了很多種檢測手段，才最終鎖定一種有毒的揮發性有機物。
環境中的污染物化學組成復雜，污染物進入環境后，經過稀釋、混合、降解和風化作用，組成成分和初始排污時已存在非常大的差異，想要確定來源，技術上也很困難。通過布點采樣、模型推演，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，但新問題又來了——這種物質是標準中沒有的，那濃度多少才能認定它造成環境風險呢？最終，他們用實地調研結果比對污染指標，綜合計算后給出了環境風險值，判定最終要修復的目標。
做個雜家
以科學捍衛公正
去年，西南某地的民警千里迢迢送來幾條死魚。當地農民承包的一個魚塘，一夜之間上千條三文魚都翻了肚皮，當地怎么也查不出原因。“三文魚的脂肪含量高，高濃度的油脂會讓機器堵塞，也會讓信號不準確，我們想了很多辦法分離其中的成分。后來從魚的體內和魚塘的水中都檢出甲型聚酯，這是一種農藥的主要成分。”共享空間參與鑒定的徐貴鋒說。
根九宮格據上下游以及分叉河段水體中的藥物濃度，民警還原了案情：有人經常去這個魚塘釣魚，被主人趕走后為了報復，在上游的河里偷偷投毒。
“肯定是有人給我家魚塘投毒！” 2019年，上海郊區村民老吳看著一池塘的死魚，急得滿嘴冒泡，立刻報警。警方委托司鑒院對池塘水質和死魚進行鑒定，當時馬棟接手這個案子，很快就檢出氨氮、磷氮等在內的有機物與化合物，“這些都是由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等污染物產生的典型化學物質。我們判斷這些魚可能死于水質污染，很有可能魚塘周圍就有被填埋的垃圾”。
馬棟在兩張衛星照片上發現端倪：2016年的照片顯示，村西邊不遠處有兩個方形池塘，但2017年的照片上，這兩個池塘消失了。他們推測，垃圾極有可能被填埋在原先那兩個廢棄的池塘里。時隔多年，池塘所在地已被草木覆蓋，用物探雷達對填平范圍進行掃描后，他們發現地下4米至9米深的位置確實填埋著物體，幾乎占滿兩個池塘所有區域。
經過建模，大致能推算出其體積在2.8萬立方米左右。馬棟說：“我們先進行小范圍挖掘，在土層下發現了塑料、編織袋、織物、玻璃瓶、鋼筋等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，還散發著惡臭。”憑借鑒定結論，公安和環保執法部門作出處罰決定，當事人除了被要求清運垃圾、復原生態外，還被追究相應的刑事責任和巨額的社會修復費。
2020年長江“十年禁漁”實施前夕，非法捕撈行為依然猖獗。崇明東灘鳥類自然保護區有人用電捕方式捕撈水產品，并在九段沙濕地設深水網，捕撈鳳尾魚和白米蝦。還有人多次駕駛小艇，在長江口中華鱘自然保護區，使用電脈沖方式，用三重刺網非法捕撈水產品。漁獲中，有花鰱、鱸魚若干，還有一條疑似中華鱘。為了確定這條魚的種類，環境室和法醫物證學研究室一起攻關，用外觀形態性狀檢查和DNA技術雙重論證方式進行種屬鑒定。在確定是中華鱘后，按照相關標準進行胸鰭取樣和切片年輪檢查，綜合認定其為野生的中華鱘幼魚。
談到這些案子，郭雪艷說：“不管是用電捕還是網捕，捕撈的是中華鱘還是其他生物資源，給生態環境造成的損害影響都不一樣，生態恢復工作開展的方式也不同，在司法鑒定中，這些都要一筆筆算清楚。”她解釋，分析非法捕撈和采摘的影響，必須系統全面，除了要考慮生物資源的直接損失，還包含對食物鏈上其他生物造成的損害。隨著評估體系越來越精細化、科學化，受損鏈條上的每一環都被納入考量。
不同于其他司法鑒定種類，做環境損害鑒定更需要“雜家”——要把整個事件調查清楚，不僅需要像社會學家一樣調研，還需要生態學、環境科學、分析化學、水文地質、衛星遙感等多學科配合，而且動植物、聲光電也都得了解，這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，需要強大的專業團隊。
2019年，司鑒院在環境室成立之初，就與最高人民檢察院信息中心簽署合作框架協議，成為58家檢察公益訴訟中“先鑒定后付費”的鑒定機構之一。以“保青護綠、守正創新、益心為公、執鑒為民”為準則的環境室，目前承擔先鑒定后付費的案件達95%以上，并積極推進與多地公檢法、政府建立戰略合作，完善對口幫扶機制，全力支持辦案需求。
環境室工作群的背景圖是司鑒院門口的大石，上面寫著“以科學捍衛公正”。對他們來說，科學也能為環境“仗義執言”。